——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在首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上讲话

我们都知道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心理疾病的产生，一个最主要的源头就是沉重的课业负担，学习和考试压力。所以减负已经成为当今教育最响亮的主题词。

减负3年以来，我们的学业负担到底是否减轻，减轻到什么程度？我想老师和家长们都会有评价。要看到减负在中国是个老大难问题，讲了十几年，几十年，从早些时候就开始提出减负的目标。我们不妨先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 

1964年，当时的领导人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他说“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偏题怪题，使学生难以琢磨，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看这种考试要完全改变。”“我主张公开题目向学生公布，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看书。”他说“现在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不行，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1965年7月3号给中宣部长陆定一的信里重申，“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课程总量中砍掉1/3。”其实，和今天的课程相比，那个时候的学业负担远远谈不上是严重的。最终是采取“教育革命”的办法，取消升学考试和学校差别，导致了教育停顿和荒废的严重后果。 

在恢复高考以后，1977年5月，领导人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注意普及，又要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 

这就是当时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早出人才的一个教育思路，他说“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的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可见领导人的教育价值观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当时强调“三老四严”、从难从严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因为当时刚刚从动乱中恢复秩序。到了80年代，这种建立在重点学校基础上的教育竞争，马上变成了学生的沉重负担。当时对这一弊端的说法是“片面追求升学率”。 

一个典型的事件是1985年秋天，北京一名初一女生喝敌敌畏自杀，留下了一盒催人泪下的录音带。她说“我不止一次的受罪，挨打受骂。上了中学，你们对我的要求更严了，考试必须进前10名，否则看我怎么治你，这是我爸爸说的。我爸对我说了那样的话以后有点绝望了，我才又一次想到了死。” 

领导批示，“对北京市四十九中学生隋鑫自杀一事很难过，不要再对家长搞什么压力。全国大中小学多数教育思想不对头，对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不明确。没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没有好的身体条件行吗？灌的量那么大，灌的方法那么死，作业考试那么繁琐，有什么用？这件事提了几十年，从毛主席时就那样说，但总是解决不了。 

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自己没有说透，第二才是规定一些必须遵守的规矩。这件事情请抓出一个结果来，一年不行就两年，怎么抓？也要细心考虑。”看来还是很乐观的，认为一年不行，两年就可以改变局面。现在已经又过了20年30年了！ 

2000年2月，浙江金华市第四中学发生了一个高二一年级的学生用榔头打死母亲的恶性事件。总书记讲话，“现在一些学生负担很重，形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不利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 

“古时有刺骨悬梁、穿壁引光、积雪囊莹、燃糠自照等勤奋好学的故事，主要是教育青少年树立好学上进的志向，如果方法不对和不适当，也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这方面的教训不少，要引以为戒，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子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教育概念，关键是怎么来实现。 

在前10年，最重要的一个教育文件是2005年6月原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同志给总书记的上书，反映基础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

他说“基础教育广泛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或者应试教育的倾向及其带来的涉及面很广的负面影响……说到底这是对教育方针的偏离，对民族的未来的影响很大，将会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 

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我估计在基层真正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学校是不多的，也就是说党的教育方针在中小学大多受到扭曲，甚至是严重的扭曲，这引起了教育界内外的忧虑。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迄今尚未找到切实解决的有效方案和思路。”

可见，领导干部退下来以后，往往比在台上的时候要清醒和锐利的多。何东昌的这封信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对于应试教育、办学指导思想的大调查；调查的成果汇编成两本书，然后一切照旧。 

所以，可以说这些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问题甚至愈演愈烈。 

如何从应试教育突围，如何摆脱教育方针与教育现实长期“两张皮”的状态？为什么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行之不远？为什么素质教育缺乏生命力？ 

答案是中国需要新的教育哲学，需要实质性的教育制度变革。也就是说要从头做起，实行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变革，实行“源头减负”，而不是仅仅在学校和家长的层面上做“末端减负”。 

对此，大家都是有高度共识的，问题是如何把它转化为具体的教育改革实践。

首先，需要更新我们的教育理想、教育目标，树立新的教育观、学习观、学生观。 

简单地说，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需要更加具体化，需要落实到关注学生和儿童的成长。

要树立幸福比成功更重要的理念；要实行善待儿童，使儿童免于恐惧，能够保障儿童睡眠休息的教育，能够增进个人和社会福祉的教育；

要培养勤劳善良、有正义感，能够自食其力并服务社会的合格公民；要培养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创业精神的终身学习者，而不是会迅速过时的“考试机器”，要形成低竞争、低评价、低管控的教育生态，等等。 

第二，做减法的素质教育，教育的源头减负，要从国家的课程方案、教学计划减起。

原教育部基教司的老司长王文湛说，教育部规定我国中学每周上课33节，外国中学每周23节，我国中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毕业，一共13000节课，外国为5800节课，我国小学每年放假12周寒暑假两个半月，外国中学生每年放假4个半月，所以这种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从源头上减少课程数、学时数，大幅度的降低教学难度，考试难度，这是一个非做不可的基本方向，而且简单有效，一抓就灵。 

还有一个方向是推行小学的全科教师模式，改善教育生态。我们去看一下东亚的国家，包括西方的国家，小学尤其是低年级，都是全科教师，一个班主任教语、数、英甚至体育等等。全科教师有什么好处？它不仅仅有利于减少教师数量，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有一种全新的教育生态，使老师和学生亲密接触，使学生消除对新的学科的陌生感，这对低龄的孩子特别重要。其实，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教学减负。3科5科的课程都归一个老师出题做作业，他怎么会给自己层层加码，怎么会像我们现在的学校一样互相争夺学生有限的学习时间呢？这样，它每一门课程的难度也不至于过高。 

此外，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改革考试制度，并适时地取消中考。这需要通过促进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多元化来实现。这个目标在东亚国家也都大致是实现了的。我们需要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第三，按照义务教育法实质性的取消重点学校。国庆期间，我们在日本做了一次游学，说实话有些见闻是超过我的预期的。那就是它们的中小学完全没有重点学校、重点班，哪怕是百年老校。中小学家长不得接送孩子，因为学生离学校就是步行5分钟、10分钟的距离。而且，它还有一些做法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每年学生重新编班，这是为了让学生接触、认识更多的学生。它的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实行公务员制度，教师、校长每6年进行交换，没有特殊政策。因此，它没有重点学校。真正做到了就近入学，一视同仁。人家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第四，减少课程和教学内容。典型的是新加坡“为生活而学”的教育变革。我们对新加坡的教学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它是应试教育最为严重，学生学习压力最大的地方，因为它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儿童早期分流的制度。但是，这些年来它的改变也很大。早在1997年新加坡教育部提出“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的目标，改变一考定终身，学校减少了30%的课程教学内容。2005年发起“少教多学”的教育改革，学校进一步减少了20%的课程。2018年，启动“为生活而学习”的教育改革，又减少了30%的课程教学的内容。大量减少计划内的学时数，从而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走出学校，走向社会。